農業的正義不是口號，而是生存系統的公平問題
我們總認為吃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農民自然地生產、糧食系統自動地運作、食物每天穩定地出現在超市、餐廳、菜市場、餐桌。然而在這條看似流暢又有效率的食物鏈背後，真正撐起這個系統的農民，卻長期處於價值鏈中最看不見的位置。
當我們說「農業的正義是一個生存系統的公平問題」，我們不是針對特定族群的權益訴求，而是整體社會在思考糧食、生計與資源分配時，是否建立在可持續且公平的基礎上。「正義」若不包含農業，就等於在掏空我們整個社會的生存根基。
當我們談農業正義，不是談一種理想主義，不是理念闡述的實驗階段，也不是農民的個別困境，而是關於這整套糧食體系是否建立在一個公平與合理的基礎上。
這不是個別農民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要不要認真看待農業價值的問題。
農業的正義，是糧食體系中最被忽略卻最關鍵的公平議題
本文主張：農業的正義問題，不是農民是否努力，而是整體社會在制度設計、資源分配、價值排序上長期忽視農民的勞動、風險與角色，讓他們處於不對等的價值或權力結構之中。
當我們討論「正義」，我們談轉型正義、移工權益、性別平權、環境正義、居住正義，但農民往往被排除在正義範圍之外，因為絕大多數的人以「產業角度」來思考農業。然而農業，作為人類文明最基礎的生產型態，卻是所有人都不可或缺的產業。它如果不正義，我們所有其他的進步都只是表面。
因為不正義的背後，代表著某一族群正被一種看不見的權勢壓迫著，而這樣的壓迫感，並沒有被其他人所感知、理解與討論，無形中甚至讓我們成為壓迫者的一部分。
最具體的案例：媒體總喜歡在天災後至產區找農民進行採訪報導，畫面與剪輯總會引導出「農民很慘、農業很慘、需要補助」這樣的內容，導致閱聽大眾很容易替農業貼上「又在伸手要補助」的標籤。此時，媒體與社會觀感便可能無意間成為結構性壓迫的延伸。
再如，提到有機農業的發展，總不乏有人站在道德高點批評「有機都是有錢人才吃得起的」，卻選擇忽略食物生產過程中對環境與健康所造成危害的公共成本。這些對農業的道德審判，掩蓋了制度性與結構性問題，也轉移了社會應該承擔的責任。
這些，都是農業正義缺席下，最常見也最具體的不正義表現。
為什麼農業體系中存在明顯的不正義？
（1）售價與所得之落差：誰拿走了農民的成果？
根據非正式的概算，一顆市場售價為100元的蔬菜，農民實得收入常常不到30元，甚至更低。中間的價差流向了運輸、通路、包裝、品牌與銷售體系。
農民是唯一承擔氣候風險、生產不確定性、土地限制與資金壓力的角色，但卻無法在價值體系中獲得穩定應有的報酬。試想，有哪一個產業的產品價格是生產出來之後再由市場（撇開人為因素）來決定的？
（2）農業補助制度設計偏向規模與效益
現行補助多數以產量、規模、出口潛力作為補助指標，結果導致友善耕作、小農經營、在地生態復育等更基礎的環境行動被忽視。
換句話說，制度設計傾向獎勵「看得見產值的農業」，而非「真正守住土地與食物安全的農業」。
（3）國際貿易機制不利本土小農
最近吵的沸沸揚揚的關稅問題，台灣稻農也激烈地辯論著自由貿易協定與零關稅政策，使得價格低廉的進口農產品大量湧入，將導致台灣本土稻農無法競爭，導致全面退縮。
以美國玉米為例，美國政府對玉米農提供高額補貼，使得美國玉米不管出口到哪一個國家，其出口價格永遠低於該進口國的玉米生產成本，而該國農民卻要在自由貿易無關稅保護的情況下與其競爭，這幾乎是不對等戰爭。
（4）農民缺乏政策話語權與社會能見度
長期以來，台灣社會總是認為農夫是不喜歡讀書的人從事的工作（當然現在有更多青農加入之後逐漸改變現況），導致現在檯面上資深的農民可能在討論某些農業議題上相對缺乏更有力的論述與問題剖析能力，使得農業政策常由技術官僚、學者或大企業「代言」，第一線農民實務上的意見比較難以進入決策核心。這種「被代表」的農業，相當程度無法真正回應第一線需求，也讓農民有一種不被重視的感覺。
主流媒體鮮少呈現農民的日常與結構挑戰，因為缺乏「新聞性」，這也讓農民一直是「背景工作者」，社會能見度不高。
農民的困境只是因為不夠競爭力嗎？
有人可能會說：如果農民辛苦耕作卻無法改善收入，那是否代表他們在現代化與科技能力不夠，或者是因為農民其實不夠努力？甚至認為，農民無法在競爭市場中存活，是因為缺乏商業思維或現代化經營能力，這與正義無關，更可能只是個人能力的問題。
但這樣的說法，忽略了農業所面對的現實結構與制度環境。
所謂的市場，從來不是中立或者一個完全公平開放的。它是在歷史權力關係、全球貿易規則與政策引導中，依照既得利益者的需求建構而成（Polanyi, 2001,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某種結構性的因素（背後那一雙看不見的手）影響著市場走向，使其一開始在看似公開透明的過程，實則並非完全公開透明。因此當農夫決定帶著農產品進入市場，他在面對制度傾斜與條件不對等的局面就必須選擇妥協，才能夠讓農產品順利出售。
要農民轉型，說得容易，實際上卻困難重重。年齡、知識、資金、時間、人際網絡、土地、勞動力供給與輿論支持力道，是轉型的關鍵因素，但很多時候這些往往掌握在體制外的角色，或者是具備前述高產值農作物的生產上，比如說台灣最具出口優勢與產值的綠金產業-毛豆。因此要求農民面對現代化的競爭態勢，獨自完成產業轉型，是忽視不平等結構的責任推卸。
更重要的是，農業不只是農民的職業選擇，更關係到整體社會的糧食安全、生態穩定與土地倫理。如果我們只讓少數大型農企留下，其他人離農退場，代價將由整個社會承擔。
將農業的不正義歸咎於農民不夠努力，正是忽視結構問題的表現，也讓真正應該承擔責任的消費者、產銷制度與供需市場，從討論中消失。
農業正義，不是口號、不是理想實驗，而是價值展現
農業正義，不是農業永續的問題，不是農民收入的問題，而是糧食系統背後是否公平地對待每一個參與者？是否有給予農民發聲的空間？是否有讓他們分享價值鏈的機會？
農業的正義是社會最真實的公平指標，因為它涉及：
誰掌握食物生產的主導權？
誰承擔風險？誰獲取利潤？
誰能定義農業價值？誰被排除於外？
若食物來自於這種不公不義的系統，那麼我們每天日常的飲食其實都在延續這種壓迫，而且都是壓迫在農民身上。
下一篇，我將從實踐經驗出發，分享我們如何透過消費選擇、社區參與、政策倡議，讓正義從口號走進生活，從土地重新長出它原本該有的樣子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