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未來電子報】第76期：農業的語言權（上篇）：誰能說農業？
從失語到他者化，農民是被誰說出來的？
※ 在正式展開這篇文章之前，我想先自我說明。我是一位長期從事有機生態耕作，並參與食農教育與農業文化實踐的農民。這篇文章的立場，不是代替所有農民發言，而是從我的日常觀察與田間實踐出發，分享我對農業語言權的理解與焦慮。我所說的，並非涵蓋「農民語言」的全部，但是真實反映我這些年與農民、土地、消費者、政策現場互動後的觀察與反思。
農民說不出話，還是沒人想聽？
這篇文章不是定義，而是邀請：邀請更多農民說出自己的經驗，也邀請社會重新思考：如果農民沒有發聲的空間，我們又怎能談農業民主與糧食正義？
我們要問：農民真的不會說話嗎？還是社會根本不習慣去聽？又或者，我們面對的是另一個更棘手的問題：「到底該聽哪一位農民說話？」
在許多公共論壇、政策會議與媒體報導中，農民的聲音雖未全然缺席，卻多半處於邊緣位置。即便被納入，也往往是以技術成就、產品展示或成功經驗為主軸，缺乏與整體社會進行有深度、有共識基礎的對話機會。這種「獨角戲式」的發聲，雖然有聲音，卻難以形成影響力。在特定情境下，例如氣候變遷對農業的衝擊被討論時，農民的話語甚至常被誤解為情緒性的「賣慘」，而非具備公共性與制度性觀點的反思。
即使偶爾有農民能夠現身發聲，社會所接收到的聲音也常呈現高度分歧。這其實不難理解，因為農民並非一個單一的群體，而是由多樣、分散、各自為主體，而且為數眾多的實踐者所組成。與其他產業相比，農業有一項本質性的差異：一位農民、一塊土地，就可以構成一個獨立的經營單位，從商業角度來看，等同於一家獨資企業。因此，他們可能耕作不同作物或品種，來自不同區域、擁有不同土地規模、繼承不同技術、面對不同通路與市場，自然也形成各異的經驗、觀點與立場。
因此，當社會想「傾聽農民」時，常常面臨一個困惑：誰能代表農業？誰有資格說出農民的話？而這種「不知道該聽誰」的焦慮，往往又讓詮釋權回到體制與專家手上。
但我們是否該回頭問一句：農民真的沒有語言？還是我們創造了一個讓他們難以說話、也難以被信任的語境？
語言權，是農業最被忽略的權利
本篇文章主張：農業語言權不只關乎表達，更關乎誰能定義農業的價值與未來。當農民無法用自己的語言來述說自身經驗、描述土地關係、傳遞生產知識時，農業便淪為被他者定義的產業，而農民，也就失去了公共對話的主體地位。
這不是語言能力的問題，而是語言權力的問題。
誰在定義農業？
當我們檢視各種公共語境中的農業語言，可以清楚看到詮釋權的傾斜：
政策語言以「提升產業競爭力」、「提升農民實質收入」、「數位轉型」、「科技農業」、「精準農業」作為主軸，強調AI科技化、生產力與外銷導向，農民的耕作經驗、生活節奏、節氣與時序則無從表述。
媒體報導農民時，不是以「老農辛苦背影」的同情視角，就是以「青農返鄉」的理想化框架，使農民不是被可憐，就是被浪漫化，難以呈現其在地知識系統與日常複雜性。
在學術論文與政府報告（政府報告多由專家學者撰寫）中，農民的經驗雖常被引用為資料來源，但其原初觀點往往被專家「依照計畫目標所需」重新詮釋、簡化為論證素材，難以成為主體性的知識表述。因此，多僅停留於數據與個案層次，難以真正進入核心論述，據此所形成的政策內容，也可能隔靴搔癢，難以產生全面而深遠的影響。
這些主流語言不只建構了農業的敘事框架，也在無形中決定了誰有「被聽見的資格」，誰只能成為背景素材。
當農民只能在別人的語言中被說出，農業的未來也將被他者決定。
在食農教育中讓農民說話
然而，農民的語言不是不存在，而是缺乏可以安全表達、被理解的空間。
這正是我多年來投入食農教育的初衷之一：透過課程、導覽、活動與共煮現場，建立農民能夠直接向社會說話的場域及平台。
食農教育的核心，不只是民眾體驗學習，更是讓農民重新發聲、重新與社會建立理解的橋樑。這些語言未必華麗，卻真實；未必精準，卻有力。
我曾聽一位長輩在課程中說：「我種的菜不是因為市場價格好，是因為家人喜歡吃。」這句話無法出現在任何政策報告裡，卻說出了農業與記憶、土地與情感的深層連結，也直接拉近了農業與社會的距離。
在這些場域中，我們讓農民分享生命歷程、種植經驗、農法選擇、土地觀念與世代記憶，說的不是錦上添花的制度語言，也不是為了行銷的市場語言，而是屬於自己的生命語言。
「專業」與「語言權」的誤解
有人可能會說：「農民說的不夠專業，跟現代社會的日常生活經驗缺乏交集，還是要靠學者或農政單位來說比較清楚。」
但這正暴露出我們對「專業」的狹隘理解。專業不應只等於擁有學位與數據的語言，也包括實踐經驗的知識、土地互動的感知、與自然對話的理解。農民對氣候、作物、土壤的經驗性認識，本身就是深厚的知識體系，只是他們用不是社會所習慣的主流語言來表達。
我們慣於仰賴制度化的知識生產，例如由農政體系認證的專家語言，卻忽略了知識本身也具有階級性，誰能進入、誰被記錄、誰能代表專業，這些從來不是中立的過程。
當我們說「農民不會說話」，其實是我們聽不懂，或不願花時間去聽懂。
語言權，是農業重新被理解的開始
真正的語言權，是同時也要讓農民用自己的語言說自己的農業，不再需要被代言，不再需要被轉譯，甚至被過度詮釋。
這是基本的尊重，也是重建農業價值的關鍵基礎。當農民可以說話、能夠被聽見、語言被理解，我們對農業的認識才有可能更全面、更貼近風土與在地。
語言權，就是農民重新成為農業的敘事者。
下篇，我將分享我們如何透過文化節、地方策展、導覽與教育設計，實踐「讓農民重新說話」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