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權，從來都不只是說話而已
在上篇〈誰能說農業？〉中，我們指出農民不只是「話說不出來」，而是長期被排除在農業價值討論的語言體系之外。他們的語言不是不在，而是不被視為公共論述的一部分。語言權的核心，不在於是否能說，而在於能否以自己的方式參與討論，進而定義「農業是什麼」、「誰是農民」。
這一期，我們不談理論，而談實踐。我想分享的是，我們如何在文化節、地方策展、導覽與教育設計的場域中，嘗試讓農民「重新說話」。不是被包裝、被改寫、被翻譯成主流語言的模樣，而是農民作為主體，說出屬於自己的農業語言，並且，讓社會學會進行轉譯，理解這些語言背後的生活脈絡與知識系統。
「梓感農村文化節」作為農民發聲的平台
在籌辦「梓感農村文化節」時，我們的起點從來都不是如何吸引人潮或促銷農產品，而是反過來思考：我們能不能創造一個社會願意來聽農民說話的場域？不是讓農民「表演農業」，而是讓農民透過自己的方式，詮釋土地、農業與生活的文化價值。
活動設計上，我們特別強調農民主導的參與形式。青農區域展區的佈置由農民自己設計；「講座導覽」活動邀請農民以自己的話介紹作物與生態耕作歷程；「農村照片故事牆」則是社區以及攝影師將農民的種植記憶與土地故事呈現並展示。這些設計不只是讓農民用真實的自己來說話，更重要的是讓他們「用自己的語言」說，而不是學習如何「說給都市人聽」。
透過這樣的場域安排，我們發現：當社會真的願意停下來聽，農民的語言其實非常豐富、有層次，也充滿想像力，只是過去沒有適合說話的空間與時間。
地方策展與導覽，建立說話的情境
農民能不能「說出話來」，不僅取決於他們是否善於表達，更關鍵的是：他們的語言，是否能在特定情境中被理解、被接住。因此，在梓感農村文化節之外，我們也長期投入食農教育與生態田區的導覽工作，嘗試打造一種讓農民「自在說話、社會能懂」的氛圍與語言場域。
我們所設計的導覽，並非由專業導覽員照本宣科地講解，而是邀請親手開墾土地的農民，親自帶著民眾走進他們的田。一步步走著、指著田裡某個角落、某棵樹、某隻動物，農民便自然地說起眼前這一切背後的故事，講述這些事物如何深深牽動著他的日常、選擇與價值信念。
那是一種融合了生活經驗、自然知識與情感依附的語言，它或許不對應主流的農業術語與進步語彙，卻是這片土地上最誠實、最具生命感的話語方式。這樣的語言，不需要翻譯成標準答案，而是需要被轉譯：讓它在文化差異之間找到理解的橋梁。
我們觀察到，許多民眾對農業的「理解」，其實建構在刻板印象與距離感之上。他們自以為認識農業，卻不曾聽懂農民真正的語言。因此，更根本的問題在於：農民能否在面對面互動中，建構出一個彼此對話的語言情境？而社會大眾，是否願意打開感官與心智，讓這些話語聽得進去？
導覽的價值，不只是知識傳遞，而是語言情境的共構——讓聽者不僅聽懂農民在說什麼，更能在心中完成轉譯，將其內化為自己可理解、可行動的語彙與情感。這是一種深層的文化轉譯能力，可能僅在獨特的氛圍與場景中，才能充分被體認，也正是語言權能否真正實踐的關鍵條件。
從教學到共學，教育設計中的語言權
農民的語言也可以在教育場域中發展，特別是我們在農場經營中推動的「共學式」食農教育。在我們的食農課程、梓感市集與窯灶食農共煮活動中，農民本質上其實是與參與者一樣是共學共感者。
農民與學生一起採菜、備料、下廚，在過程中說出對農法的選擇、對氣候變遷的感受。這些都是教科書上沒有的內容及語言。而學生的提問與回饋，也讓農民開始反思：如何表達才可以讓年輕人真實感受與理解？
這些互動，不只是教與學，而是一次次語言的轉譯與共同調頻。農民學會怎麼說出來，民眾學會怎麼聽懂，語言權就這樣被彼此一點一滴建構起來。
不只是讓農民說，而是讓社會學會聽
我們要強調的是：語言權，不只是給麥克風、開講座、辦活動而已。語言是否能流通，還需要聆聽者的真實存在、制度的支持、媒介的轉譯與文化的共鳴。
就算我們讓農民站上舞台、拿起麥克風，如果聽眾沒有理解在地語言的能力與意願，農民的發聲就仍然可能被視為一場「地方風土表演」，充滿趣味與感性，但無法進入真正的討論及理解核心。這不是語言權的實踐，而是另一種形式的去主體化。
因此，我們也在反思：學校教育是否應該重新認識地方、語言及在地生活？媒體是否有責任進行轉譯工作，而非單向報導？政策是否願意支持這種「非標準化」的表達形式？語言權的實踐，不只是農民的事，更是整個社會重新學會「聽懂農民」的過程。
語言權是農業正義的起點
讓農民重新說話，不是為了懷舊或浪漫，而是為了重建農業的公共性與社會正當性。如果農業的價值只能由政策制定者、專家、行銷者等掌握話語權的人說出，那麼農民將永遠處於被定義、被代表的位置，無法真正參與農業未來的建構。
我們相信，語言權的實踐，不該只是零星活動或分散事件，而應被視為一套系統性的文化設計策略，從活動策劃、教育設計、媒體詮釋到政策論述，逐步建立一個能容納多元語言、理解在地知識的社會共識。
我們相信，唯有當農民能用自己的語言參與公共討論，社會才有可能真正理解農業的風險、價值與倫理。語言權，不只是發聲的權利，更是實現農業正義的基礎條件。它讓農民不再只是供應者或形象被利用的對象，而是能共同定義糧食系統、參與土地治理、與社會並肩想像未來的知識主體。